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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争利忧患

 

 

□ 黄德灿/文

 

手拉手奔小康 郭银土作

 

新年已不新,陈年旧账还在算。什么账?公路收费与民生的账,账虽不是糊涂账,但却是一笔荒唐账。

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买了两辆货车做运沙生意,为逃避过路费,拿着两套假军车牌照营运。8个月里免费通行高速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2010年12月21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这宗个案创下全国公路逃费案量刑之最,舆论至今仍在延烧,但争议焦点却不在时建锋“天价逃费”的罪与非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规定:诈骗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时建锋逃费368.2万余元,平顶山中院的判决并无不妥。

与一连串犯罪数字相比渺小得多的,是时建锋违法所得的数额。据时建锋供述,在逃费8个月间,他运砂赚了20多万元,这点利润,还不到过路费的一个零头。据媒体测算,倘时建锋在不逃费的情况下,他的运砂生意要巨亏100万元以上。

于是案情争议焦点浮出水面——剑指公路收费制度。国家审计署2008年公布的一份审计报告曾指出,7省(市)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12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路,由于批准收费期限过长,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这组数字产生的违法所得才是真正的“天价”,谁来担责?

时建锋案隐藏的是中国公路收费制度之病,检视一番后,我们发现的是这个时代高物流成本之痛。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一则评论“含蓄”地指出:“交通领域的‘梗阻’,不但伤及经济健康运行,更伤及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及百姓的信任。”

1月15日晚,时建锋弟弟时军锋投案自首,称“哥哥是替我顶罪”。1月16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开发布会,称时建锋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追责免去平顶山中院刑一庭主审法官娄彦伟、刑一庭庭长侯晓宏职务,副院长任建军停职检查。鉴于该案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平顶山中院建议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舆论的沸腾,党媒的“暗示表态”,案情急转直下,三者戏剧性地“凑巧碰在”了一块。虽然中间夹杂了案件事主变化的情况,但仍让人感觉里边“大有名堂”,案情是否伸进了行政干预之手?

需要强调,公众质疑的是公路的不当收费和不法收费,这个问题并不会因案情本身的变化而消弥于无形,换句话说,时家兄弟判不判刑都堵不住悠悠众口。发回重审、处罚法官无异于避重就轻,容易让公众认为是“丢车保帅”之举。这个“车”是案件本身,这个“帅”就是当前中国畸高的公路收费。

全世界总长16万公里的收费公路中,70%在中国。国家规定每40公里可设一个收费站,但很多地方是20公里甚至更短就设一个收费站。据媒体披露,在公路收费站,高速公路收费员在2007年的月薪达8000元。或许,在国力较弱的时期,这样一种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但是数十年过去了,中国GDP总量一举坐上全球老二的位置,在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5%的同时,畸高的公路收费制度是否有必要进行一次全新的检讨?

从通胀现实的角度考量,畸高公路收费推升物流成本,高物流成本推升商品价格,商品大涨又冲高CPI,最终全民埋单。另外,从法治文明和政府责任的角度考量,不合理的公路收费也应尽速改革,毕竟,“与民争利”不是什么光彩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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