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键/文

鸣鹤园坐落于北京大学的中心，来访者穿过交通拥挤的街道到达北大门卫森严的校门口后还要继续沿着西北轴线走一段路，否则根本看不到鸣鹤园的影子。一块新立起来的巨石矗立在亚瑟·M·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前方，上面刻着“鸣鹤园”三个大字，但却没有提到1860年英国军队在火烧圆明园途中焚毁鸣鹤园的事，也没有提一句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建在以前的“牛棚”之上。

鸣鹤园的主人、清朝王爷绵愉生来身份显贵，1814年出生时，他的父亲嘉庆皇帝已经在位19年。到1865年绵愉去世，大清国运在与西方的冲突和国内的叛乱中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绵愉是嘉庆帝的第5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几无继位可能。当嘉庆1820年去世时，这个六岁的孩童被擢升为惠郡王，位列第二。1839年，他又被晋升为级别最高的惠亲王。到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威胁着清朝统治，而此前的鸦片战争已经削弱了清朝的实力，就在这个时候，绵愉接掌兵权开始保卫京城——当时他的封号是“奉命大将军”，这一封号曾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带着这样沉重的思想负担，惠亲王设计建立了他珍爱的鸣鹤园。

1860年灾难终于降临到鸣鹤园上，在海淀这片土地上消失的仙鹤和死亡不只是诗人的比喻，仙鹤飞走与清王朝的衰落是同时发生的。

1968年5月，文革干将聂元梓决定建立“监改大院”。有什么地方比外文楼后面那片碎石覆盖的、废弃不用的场地更合适呢？一年多来已经没人教也没有学什么英文、梵文或法文。也许是附近清朝留下来的汉白玉麒麟让红卫兵感觉到了历史的力量，也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才让他们选择了曾经的鸣鹤园，季羡林的学生乐黛云回忆季羡林在鸣鹤园的土地上所遭受的虐待。一天傍晚，她从劳改队返回时听到鼓声和喊口号的声音，两个“黑帮分子”——周一良和季羡林——被拉着在校园里游行。两个人胸前挂着“牌子”，背后挂着铁锅，细细的绳子在他们的脖子上留下血痕。红卫兵不停地推他们，高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个民间俗语是要提醒受害者和虐待者，黑帮分子是得不到怜悯的。

2002年，当与赛克勒博物馆和“牛棚”相隔不远的北京大学校史馆最终建成开放时，人们对“文革”依旧避而不谈。落成典礼的展览重点介绍了从1898年京师大学建立开始与北大有关的约250位著名教师，橱窗里巧妙陈列的照片中有21位在“文革”期间去世的学者。除了表明死亡时间——大约都在1966年至1970年之间——介绍文字并没有提到他们受到虐待或去世的具体情况。北大赛克勒博物馆致力于考古的保护和博物馆教学，要在绵愉的鸣鹤园上创造一个沉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