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8月22日 星期三

城市脉动

时间:2015-11-08 16:30:32  作者:摄影/张元锋 邓文祥 郭劲瑜 汤珺琳 时永健 整理/周传馨

福建 打造21世纪海丝核心区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文接近近9000字。在第六章“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对各省份在“一带一路”规划中的定位予以明确。
    其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则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福建有着辉煌的海洋要冲地位: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基地;漳州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如今,福建各大城市的脉动,紧紧围绕着“海丝之路”。
    当下福州,面临三大战略机遇期的叠加——福州新区开放开发加快推进;包括福州片区在内的福建自贸区获批,建设工作启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打造21世纪海丝战略枢纽城市迈步。福州市正在抓紧完善推进自贸区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试验内容,着力将自贸区建成先进制造业基地、海丝建设重要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
    泉州因海而兴,成为中世纪东方第一大港和世界多元文化中心,数百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造就泉州人开放、包容、爱拼敢赢的性格气质。承办中阿城市论坛、举行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节和国际品牌博览会、提出海丝申遗的“泉州倡议”、发出加强海丝国家和地区合作的“泉州共识”、邀请海丝国家和地区代表来泉州表演各具特色的文化节目、开创中阿合作产业园……这一系列行动,充分体现泉州建设海丝先行区的紧迫感和积极作为。
    漳州月港曾承担着当时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对接的重大责任,在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年代更是在世界格局中占据着一席之地。今年以来,漳州以人员交往、文化交流、经贸合作为主线,在载体、产业、贸易、文化等方面先行先试,力求打造成为“海丝节点城市和先行示范区”。
 
读懂城与市的变迁 
    在中国古籍中,“城”与“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为“御敌围墙”,指四周筑有高墙,环以壕沟的防卫设施,往往扼守交通要冲。高墙有内城外廓之分,即“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政治中心”。市则为“交易场所”,是指聚集货物,进行买卖,引申为贸易之处所;也就是所谓“经济中心”。《易·系辞》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随着城内人口的增多,商业贸易的发展,有城便有市,城与市逐渐融为一体,城与市便也被联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整体。
    “城”与“市”内涵的变迁,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城市形成发展的两大模式。一种是帝都型的城市形式。它是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相适应的,如古代之长安、洛阳、南京,以及明清以来的北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大、中、小城市同时并存,形成与中央及地方的封建政治权利体系相一致的金字塔型的城市体系。另一种是“因市而兴”的模式,主要是由于地处口岸要道,易于商贾交通贸易,由此而兴城建市,如沿海地区的扬州、泉州、广州、上海等均属此类。
    无论何种模式,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都是一种人工化的自然界,属于社会构建的有机分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为的纷繁复杂的大系统。城市,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以及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力水平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从茫茫荒野之中走向聚居,进而筑城建市,成为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也可以说,城市正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走进城市,便也意味着一种文明进步的跨越。诚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所言:“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使得城市文明成为划时代的界标。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现代城市中人们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虽然不能说是工业时代的新兴事物,但就其存在形态及功能属性却与先前相比产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巨大裂变,即形成了一种“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传统的乡村成为城市的一个“他者”;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社会不仅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对立与反差,而且,城市的发展似乎总是以乡村的消失为代价。
    在工业社会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告别了那种宁静的乡村社会,而不得不步入一个快节奏、大变化的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思想、伦理,都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使得城市文明遭到巨大的挑战,并因此产生各种心灵的危机,带来现代社会的种种城市病。
 
“名邑”之魅
    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可以粗略地分为八种类型,即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重镇、商埠、特区。当然,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比如大同,就既是雄踞雁门关外的“塞北重镇”,又是著名的“煤都”,还是名胜荟萃古迹繁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汉两个兄弟民族和平共处的北部边关,中原与草原的交通孔道。这样“身兼数任”的城市实在很多。我们的分类,也只是为了解读的方便,钻不得牛角尖的。
    这些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
    古都的魅力当然毋庸置疑。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们往往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尽管这些精华的聚集是皇家特权所致,但聚集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精华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因岁月的磨洗而愈见辉光。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流落于街头,蒙尘于市井,也不会沉沦了它们的价值。因此,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寻觅,有太多的故事可供传说,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也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名邑同样有着这样的文化内涵。所谓“名邑”,无妨看作是资格稍微差了一点的古都。比如江陵,原本就是楚的郢都;大同,曾经是北魏的京城;成都,其实也是当过帝都的。只不过那些政权或非“正统”(如公孙述的“大成”),或非“一统”(如刘备的“蜀汉”),又没成什么大气候,就挤不进“古都”的系列,只好屈尊为“名邑”。从字面上讲,所谓“名邑”,也就是“有名的城市”。一个城市,只要出了一点名扬四海的事情、人物或东西,就有了名气,却不一定是“名邑”。比方说,“苏三离了洪洞县”,上饶出了集中营,都挺有名的,却不大好算是“名邑”。这里说的“名邑”,主要是指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六大古都在内)。它们都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和极其悠久的历史,比如扬州3000年,江陵2600年,苏州2500年,景德镇1700年。其中最绝的是绍兴。从公元前490年在今绍兴城内龙山南麓建城起,2400年间就没挪过一次窝,实在算得上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名邑”,显然不仅因为它资格老、历史长,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风采,有着一些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东西,比如长沙的水,昆明的湖,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园林,扬州的炒饭,绍兴的花雕,泉州的洛阳桥,大理的蝴蝶泉,大同的云岗石窟,承德的避暑山庄,当然还有桂林那“甲天下”的山水。这些东西也许并不一定就能代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也并不只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它们最为脍炙人口罢了。事实上,这些城市的名声和风采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有谁不知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只要吟诵着“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杭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扬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长沙)等名句,这些名城的风采,就浮现在眼前。
    如果你有条件,不妨通读天下城市:春天到洛阳看牡丹,秋天到北京看红叶,冬季到哈尔滨晒太阳,而“夏季到台北来看雨”。“白云黄鹤”的武汉,“龙兴之地”太原,“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成都,“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长沙,“天下三分明月夜”占了两分的扬州,“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州等。这些城市,都风姿各异,个性鲜明,极具“可读性”。
 
“半城市化”隐忧
    以“常住的流动人口”为主要推动力的现行城市化模式,由于没有给予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永久定居的选择,因而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被逐渐倒置,在城市人口生产性提高的同时,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大。因此,这种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意味着,城市得以延长人口红利期,是以农村人口结构扭曲为代价的。
    “半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其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按现行统计口径计算,人口城市化速度很快。大量的农民工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里,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并没有享受到与户籍相联系的城市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发展为代价而取得的。农民工低收入导致了低水平生活和贫困;恶劣的工作条件导致了职业病;留守儿童和进城儿童无法享受教育公平导致了学习、生活和心理问题;家庭成员分离导致了生活不幸福等问题。
 
游走两极之间
    所谓“滨城”,顾名思义,也就是“水边的城市”。滨城又有两种。一种是滨江之城,如万县、宜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南通,当然也包括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另一种是滨海之城,如大连、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温州、厦门、汕头、湛江、北海、三亚。这些城市,不是港湾、口岸,就是门户、要塞,或二者都是。这就使得这些城市差不多都兼有吞吐攻守之功能。战时是前线,平时是前沿,总是“得风气之先”。所以,一旦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首先活跃起来的,也往往是它们。它们是中国城市中得天独厚的宠儿。
    水边的城市也多半美丽。俗云:“娇不娇,看吊桥;美不美,看秀水。”近水之人,往往更有爱美之心;滨水之城,也往往更加风姿绰约。“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一种气象;“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是另一种风韵。美丽总是令人向往的,这些城市也就因此而名扬天下。尤其是那几座最为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烟台、青岛、厦门、三亚,从来就是中国城市选美竞赛中难决高低的最佳选手。事实上它们也都是旅游胜地,是度假和休闲的好去处。在这里,我们能得到最开阔的视野,呼吸最洁净的空气,享受最美好的时刻,体验最放松的心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遮拦,也没有什么污染,只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只有永远蔚蓝的大海和永远蔚蓝的天空。
    这当然要感谢江海。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所以滨城往往也是商埠。商埠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牌的,如广州、宁波、扬州,早在唐代就是对外开埠的三大口岸;泉州则是曾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贸易大港。此外,如“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的苏州,曾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的佛山,也都是。这些城市,往往是南北枢纽所在,水陆辐辏之地,自然车马纷至,舟揖络绎,贩夫奔走,商贾云集。另一种则是近代以来开埠的都市,如上海、香港。它们纯粹是出于一种商业的需要而建设发展起来的。所以刚一“上市”,就迅速地压倒和盖过了那些“老字号”(也许只有广州还勉强可以与之抗衡),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古都更是“城”,那么,商埠就更是“市”。没有哪个城市比广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个大市场,这些城市差不多是由金融机构、商务中心、星级饭店、摩天大楼,由写字楼、事务所、交易厅、拍卖行,由时装店、精品屋、咖啡馆、海鲜城,由霓虹灯、立交桥、名品街、连锁店,由一家家银行、公司、商场、超市,由数不清的契约、合同、债务、谈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讲不完的价钱来构成的。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突然没有了夜市、股票、广告、招牌,没有了开张关门和讨价还价,这些城市还会剩下什么?
    因此,走进这些城市,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商业气息。事实上,人们走进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来旅游,而是来购物的。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却有着永远逛不完的街和买不完的东西。只要你有钱,在这里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务。如果钱不多,也不要紧,因为它们也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标准的商埠,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从来就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后满载而归。
    这差不多也是特区的特点。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相当自觉地把市场经济当作了自己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们把特区和商埠看作两类城市的原因:传统的商埠是历史的遗产,而新兴的特区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尤其是,当上海一度变成计划经济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后又“慢了半拍”时,这种分野就更为明显。
    看来,人文荟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机勃勃的商埠特区,可能是中国城市中风格迥异但又同时最具魅力的一族。在这两极之间,其他类型的城市都表现出不同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