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4月23日 星期一

乡村嬗变

时间:2018-03-10 14:31:02  作者:摄影/刘剑聪 胡春燕 刘浩强 黄三定 张良久 吴朝安 整理

 时光轴下的三农演进图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农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走上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演进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1984年。仅是联产承包全面推行两年之后,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了“卖难”,这让中央万万没想到。因为在1984年,我们的概念首先还是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但这一年却意外出现了粮食卖不掉的问题,各地的农民在粮站外面排队,粮食交不进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让人看到了农业巨大的潜能。
 
  出现“卖难”之后,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卖粮食。这个政策现在可能很难想象,难道卖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还要国家批准?但过去农民是不能自己卖的,因为必须统购统销。这个政策壁垒一打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自己卖还是不能化解粮食过剩,于是农民又要求自己加工,中央再次批准了。
 
  当时为了推动农村改革,自1982年起将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确定为农村主题,大家于是约定俗成,让“一号文件”变成了三农政策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一共连续发了5个三农的“一号文件”,迄今让人怀念,因为含金量非常高,创新性非常强,最重要的是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换句话说,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农民一手推动的。也就是1984年开始,国家似乎对农业感到有点放心了,改革全面转入城市。
 
  第二个时间节点,1991年。这一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了1亿人次,这又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也就是说,农民已经开始告别种田,过上了半工半农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当时把这种现象叫作“泥腿子上岸”,“离土不离乡”。
 
  关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央用了一个词叫“异军突起”,现在的很多企业都是过去的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当然,“乡镇企业”这个名词还是要界定一下,它不是指办在乡村的企业,而是指由过去的乡镇、村集体办的企业,最出名的乡镇企业是春兰,而最出名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苏南现象”。
 
  但让人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也是乡镇企业的巅峰时期了,此后在国企改革、外资进入、私人企业崛起等多重因素的竞争下,乡镇企业日渐式微,由此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农民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减少了,只能“离土又离乡”,大规模的民工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第三个时间节点,1998年。这一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值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因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会议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对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这一年,全国各地粮食丰收的消息纷纷传来,而农产品卖难现象也继续涌现,所以农业方面的总体评价是已经进入总体平衡而结构性不足的时代,总体够吃了,但是结构有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着手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第四个时间节点,2004年。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到新世纪初,三农度过了一段很煎熬的时段,可谓“病灶”集中暴发,农产品价格徘徊不前,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粮食生产下滑,农民税负很重,基层干群矛盾日益突出。2000年初,湖北省一个乡镇党委的书记李昌平向时任总理朱镕基上了万言书,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都要下发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核心的思路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来统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到2017年已经连续下发14个中央一号文件。
 
  第五个时间节点,2011年。这一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一半多的人是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民了。此后,这个比例还在以每年一个多点的速度增加,到了2016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农村居民只剩下43%。当然,这里面如果按户籍算,则户籍城镇化率是41%,也就是说还有16%的农民身份者常年在城里待着,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城镇居民,甚至还可能倒回农村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帝国”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彻底被扭转了,亿万农民从此在城镇化中迎来“新生”!
 
  第六个时间节点,2015年。这一年的三农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非农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超过了农业经营收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也跟城市人一样,是工薪阶层了。农民收入有四大构成,目前的结构大体是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各占40%左右,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共占20%左右。但家庭经营收入包括一产、二产和三产,种地是一产,加工是二产,搞乡村旅游是三产,如果单独把种地、养殖这样的农业部分独立出来算,已经比工资收入少了,也就是说今天农民收入不再主要靠在地里“刨食”。
 
三农各要素各自演进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原来浑然一体的“三农”,走上了逐渐分化的道路。农业、农村、农民,按照过去的理解是浑然一体的,农民是种地的,住在农村,但是今天一切都不大一样了。
 
  首先,农民正在由社会身份向职业身份演化。
 
  过去讲的农民,多是社会身份,也有对应的概念,如种地的、农村户口等。现在来看,农民特别是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农民已经不一定再务农了,目前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职工80%以上都是农民工,农民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阶级主力军。
 
  留在农村的人,也不一定在种地,主要表现为兼业化,真正种地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了。因为今天机械化发展很厉害了,农民于是有了大量的时间从事二三产业,不用再守在地头。而且,农民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相对出现,还有700万名农民进城再返乡创业。
 
  目前出现的“新农人”群体已经上百万,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农村人,却从事了农业,这让“农民”这一身份进一步职业化了。
 
  其次,农业呈现出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转型特征,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高科技与传统农业同在。
 
  一方面在东北、新疆,出现了现代化大农场,规模上万亩,飞机作业,超大机械耕作,其场景恍若美国。而另一方面,在贫困的山区,还是零散种着地,甚至还有刀耕火种的场景。但在大部分农业区,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成为事实上的主要务农者,农民已经基本告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另外也有一些农民成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者,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达280万个,其中农民合作社179万家。农产品的供给也呈现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的特征,价格加速与国际市场一体波动,原有的政策性价格体系加快与市场机制并轨,农业补贴方式被迫转型。
 
  再其次,农村正面临命运的重大转型,消亡、合并、转型每天都在上演。
 
  有报告说,每天我们国家消失100个左右的自然村,在一些贫困山区出现了10人以下村的场景。还有的农村则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生,有的成为了城中村,有的被征用成工业用地,有的移民搬迁到其他地方。还有的在新一轮撤乡并村过程中与其他的村合并,有的变成了农村新型社区的一部分。
 
  所以,整个三农在今天已经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印象。我最近看一个人写的回乡记录后很感慨,他说现在要找乡愁,连乡愁的角都抓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农村都没有了炊烟,农民现在做饭都用上了电磁炉或者煤气灶。有的村甚至没有了鸡鸣,因为新农村不许在家里养鸡。上世纪80年代的“倒蛋部队”是从农村收鸡蛋往城里卖,今天正好反过来,一些地方是把城郊养鸡场的鸡蛋倒卖回农村,这是农村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现象。
 
新时代的变化和挑战
 
  今天,全球正处于一个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变化之大、之快、之剧烈,远超人类原有的想象。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率接近60%,中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一方面,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城市化的推进,不仅意味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城市生活;不仅意味着劳动分工结构的复杂化,也意味着利益诉求的复杂化。这些变化趋势,要求我们走上更高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和公共服务;要求更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撑自身发展;要求进一步改进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多元利益诉求,全面提高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和农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现在农村只需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维持生产和生活,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也日益严重。
 
  同时,我们的农民一部分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一部分成为参与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阶层化的人群,还有一部分成为借助土地流转而进行较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大户,只有少部分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业已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势必会发生深刻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群体的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传统理解和经验需要进行深刻调整以适应变化,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土地制度、农业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缓解和释放农业转型带来的社会压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基本平衡。
 
  更重要的是,新的文明形态正在挑战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由于信息社会各种资源(资本、信息、消费)的高度集聚和高速流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已发生显著的变化。
 
  过去小农经济是按照自然四季来计算时间,现在我们是争分夺秒来计算,而在大数据之下,基于自然的时间概念更有可能被完全颠覆;过去的空间概念是比较确定的空间,而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迅速地和世界发生关联,人的活动空间大为扩展。
 
  时空结构和对时空结构的经验体会,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对生产方式的组织,对知识与经验的理解,对个人心理的把握。客观实在的时间与空间都在变化,由此而来的社会心理、公共文化、交往方式也会深刻变化,这种影响是以文明为尺度的。对于这种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所能表达的。事实上,如同过去农耕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挑战一样,新的文明形态将对既有的文明形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冲击力。
 
  在这种背景下,有别于以往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建设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我们可能迎来第四次农村与城市关系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的主题将是生态文明。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调动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活力。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还在农村,在广阔的山林、草原地区。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再一次通过激发农民的活力来“振兴乡村”,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共建一个美丽的家园。
 
  放眼未来,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更具有穿透性的历史观,来思考应对新型挑战的方式。中国很快就实现全面小康,伴随信息革命的浪潮,我们如何在世界诸文明中走到前面?如何推动人自身的发展、内在价值观的发掘、社会性的再造、人与人关系的重塑?如何进一步激发人的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应该思考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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